“鬼头桑,当时为什么举刀却停在半空?”——1999年3月,东京边缘一间略显陈旧的公寓里,日本纪录片导演杉田惠一把问题抛向眼前这位83岁的老人。鬼头久二抬眼正规配资平台,皱纹随之拉长:“那两个中国兵把棉衣扯开,胸口雪白,我傻了。”
鬼头出生于1916年,长在静冈县海边的小镇。17岁那年,他被告知“去中国能当英雄”,于是跟随部队先后在上海、南京登陆。1937年12月13日深夜抵达南京城西门,他和同伴被临时编入搜索队,任务是“清除抵抗者”。第二天,日军在江边集中处死俘虏,他被点名拿军刀执行。那把军刀是军需处发的量产品,钢刃钝厚,刀背仍留着油纸味。
零下数度,北风卷着江水腥味。俘虏被捆作一串,每人披着被撕破的单衣。鬼头选中最前面的青年,却看到对方猛地扯掉扣子,把衣襟掰到腋下,露出胸膛。“来吧!”青年用不标准的日语吼出这两个字,声音像石子击铁。紧跟其后的老兵也照做,甚至把头偏向刀锋。那一秒,鬼头的指节发麻,刀尖抖得划着半圆。伴随哨声,他还是没落下去,排长踢了他一脚,换人继续。多年以后,他说那脚踢得很轻,却踢碎了自己奔赴战场前全部的骄傲。
关于南京大屠杀,鬼头并非第一位吐露内情的日本老兵,却是少有的把细节和心态一起说出来的人。他回忆,城内屠杀持续了一个多月,军官们用“士气”作借口放纵部下,抢劫、轮奸、纵火几乎成为日常。“有意思的是,越抢越空虚,越杀越害怕。”鬼头写在后来递交给“华人受害者诉讼团”的供述里,这句话让不少日本右翼咬牙切齿。
抗战十四年,中国各地的浴血抵抗早已写满史册;武器落后是事实,意志崩溃却从未出现。1931年九一八,东北军未发一枪即撤,民众仍自发守桥巡夜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,平津告急,全国募捐钟声响遍大街小巷。鬼头记得在上海的吴淞口,日军夜袭一艘中国炮舰未果,被反击击毁两艘登陆艇,“我们原以为两小时结束战斗,结果打了一夜。”这同样写在他的笔记里,未经任何人授意。
战后,日本国内一度流行“皇军也是受害者”的说法,说他们被军阀欺骗,被战争机器裹挟。鬼头不认同。他告诉杉田,“我握刀的那一刻是清醒的,没人逼我。”1950年代他在工厂拣废铜,听见工友议论战犯时大笑:“躲过了法庭就不算罪?做梦!”也是在那几年,南京幸存者的照片开始通过民间邮递进入日本,他第一次看见被自己部队轰毁的江南民居,只剩残瓦和挂在房梁上的麻花辫,迟到十多年的画面让他夜里频繁惊醒。
198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十五周年,日本多地出现要求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右翼游行。鬼头那年71岁,他站在人群之外,口袋里塞着写满中文拼音的小纸片——全是当年从俘虏口中学来的短句:不投降、不怕死、回去吧。他说想上前朗读,可终究没迈步。“心里怯,”他对朋友苦笑,“几十年过去,我还是不敢对视那双眼睛。”
直到1999年这次访谈,鬼头决定“把事讲完,剩下交给后人”。全访谈录像六小时,前一半记录作战过程,后一半聚焦南京。面对镜头,他三次起立演示当年的持刀姿势,却始终停在胸前。“我动不了,真不是良心发现,是被中国兵的血性吓住。”他强调。杉田提醒他:“您说的是1937年的那一刻?”鬼头摇头:“不,是到现在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,这份录像在东京首映时,右翼组织闹场,场地断电两次。纪录片仍然播放完毕,字幕告诉观众:两名被鬼头错过的俘虏究竟生还是死已无从考证,但他们在极寒中敞开衣襟的瞬间,折射了中国军民催不垮的脊梁。屏幕最末,黑底白字——“倘若历史终被遗忘,恐惧才会真正降临。”
我关注这段材料已经十余年。个人看法是,鬼头的“停刀”不值得同情,他只是暴行链条上稍作迟疑的一环。真正重要的,是那对俘虏用肉身提醒世人:民族尊严可以被体征化——撕开棉衣、挺起胸口,这便是最直白的抗争符号。遗憾的是,今天一些日本政客依旧在淡化南京惨案,把血迹涂成灰尘。对抗遗忘,比对抗枪炮漫长得多,但必须继续。
时间再往前推,1931年至1945年,中国付出的牺牲数字庞大到冷冰冰。时间再往后拉,1999年至今,双方民间对话仍在进行,材料、证词、新出土的胶片一卷卷递到阳光下。抗战结束七十八年,最后一批老兵也行将就木,采访窗口逐渐关闭。历史书能印刷,无畏精神却不能复刻,这才是最令人焦虑的。
再回到那句对话——“为什么停手?”或许答案永远只有鬼头自己清楚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倘若没有那两名俘虏敞开衣襟的壮举,他不会留下任何犹豫,也不会在83岁时对着镜头发抖。抗争不仅改变战场的走向,有时也悄悄改变刽子手的余生。
这一切值得被长久记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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